第一百四十二章 传承 (第2/2页)
　　
　　徐容和冯远正前脚刚离开，后脚剧场内突然一唱一和地响起了两句阴阳怪气。
　　
　　李六一眉头微皱，徐容虽然没在，可是张晓斐、宋佚和袁雨都跟他关系匪浅，当着仨人的面说这种话不是找死吗？
　　
　　只不过当他确认了声音的来源，只能无奈地笑了笑，阴阳怪气的不是别人。
　　
　　阴阳的是张晓斐，怪气的是宋佚。
　　
　　可是乍然，他突然意识到，绝不能因为张晓斐、宋佚与徐容关系亲近，就放任她们对徐容的质疑。
　　
　　他想起了前几天的艺委会上，蓝田野老爷子讲的一件旧事。
　　
　　1995年金秋，赵起扬预感自身时日无多，于是决定写一篇纪念焦菊隐的文章，在和他人聊起焦菊隐的过程中，曾多次感叹：“我们过去对于焦先生关心太不够了，对于焦先生的学术价值和对戏剧的贡献估计得太不足了。”
　　
　　焦菊隐是人艺的灵魂人物之一，但实质上自63年左右，他已经发不出声音，其著作也在动荡之年被损毁殆尽。
　　
　　蓝田野老师讲赵起扬对焦菊隐的评价，并非为了单纯的缅怀，而是鉴往知来，提醒大家要重视大师的学术成果、重视大师的眼光和评价，而不能仅仅因为对方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就把他当成和自身一样的需要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普通人。
　　
　　大师在的地方才能称为殿堂，没有了大师的殿堂，再富丽堂皇的房子也只是房子。
　　
　　人艺建院60周年，仍能把持国内文艺团体的龙头地位，原因无他，大师的余泽尚未完全耗尽。
　　
　　张晓斐和宋佚的抱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在场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果没人纠正、阻止，会给其他人一种“她们的抱怨是正确的”的错觉，进而在执行徐容的要求时大打折扣。
　　
　　批评总是刺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就像当初排《明朗的天》、《虎符》时，焦菊隐因为对剧组成员要求太过苛刻、批评过于尖锐，导致剧组甚至到了集体罢工的地步。
　　
　　但事实证明，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是因为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他们即使做不到总是正确，但也相差不多。
　　
　　千里之堤，往往毁于蚁穴。
　　
　　“铃铃铃。”
　　
　　李六一伸手按响了手边的铃铛，严肃地看向张晓斐以及宋佚，问道：“你们既然有意见，刚才徐院当面为什么不反驳？”
　　
　　小张同学和宋佚面面相觑，她们就是小小的抱怨一下，李导怎么还上纲上线了？
　　
　　李六一从她们的表情当中猜到了她们的想法，道：“我知道大家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我维护徐院，并非因为他是领导，他分管演员队和舞美，也管不到我头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徐院亲自指导你们排戏的机会有多难得？”
　　
　　瞅着宋佚和张晓斐大眼瞪小眼，李六一又意识到，对于她们俩而言，这个机会似乎一点也不难得，于是道：“对你们而言，也许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机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接到了国内多少院校发来的对徐院的邀请吗？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花上百万请徐院去授课吗？”
　　
　　丁志成看着李六一苦口婆心的模样，接过了话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重我们自己的大师，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他？”
　　
　　“是啊，当着别人的面，没有缘由的议论自己的老师，是不对的。”卢芳也以一个前辈的口味叮嘱道。
　　
　　宋佚完全没想到一句抱怨竟然惹来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忙解释道：“我们，我们开玩笑的。”
　　
　　“以后再也不会了。”得益于亲妈的教导，小张同学对于道歉的核心要点总是能够把握的十分精准。
　　
　　而此时，和徐容在走廊当中并肩走着的冯远正道：“徐院，我越想越认为‘共同创造’这一理念十分具有普适性，你要是有时间，不如亲自导一台戏，作为你学术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徐容笑着跟冯远正对视了一眼，冯远正是个通人。
　　
　　这个理念，他其实只算半个创造者。
　　
　　动荡之年开启伊始，焦菊隐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应声而倒，后罹患肺癌，而且发现时就已经扩散至全身，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未告诉他实情。
　　
　　但因焦菊隐过于博学，从病床栏杆上的拉丁文卡片中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当他见到从大西北赶回看望的大女儿，道：“我过去十年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日子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然而，事与愿违，焦菊隐对于化疗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当年8月，便悄悄然地、冷冷清清地、有悔有恨有怨地走了，带着那些他想说而没能说出来的话，离开了这个老舍离去时他就想跟着离开的尘世。
　　
　　其一生大多数对于戏剧的经验、思考、学术成果，也随之埋葬。
　　
　　最终，焦菊隐也没能把他一生的心得、感悟交给后人，但在被打倒之前，他拟订了两篇论文提纲，其一为《论民族化》，其二就是《论推陈出新》，在《论民族化》当中，就有一句“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
　　
　　尽管因为时代原因，这两篇提纲最终都没能变成实打实的学术成果，但焦菊隐在提纲中写的十一个字，到了徐容如今的高度，已经是足够多的提示。
　　
　　而《茶馆》的影像资料也充分印证了他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
　　
　　这也是他选择留在人艺的原因之一。
　　
　　人艺是一座生活过多位大师的殿堂，尤其是曹禺、老舍和焦菊隐，几乎半生的心血都倾尽于此，所遗留下来的遗产，远非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那些，在大师的作品、生活的细节、只言片语乃至喜恶当中，都包含着他们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
　　
　　尽管徐容与诸位大师素未谋面，但他总觉得，将‘共同创造’这一理念完善并融入戏剧，是他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一场跨越了四十年的传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