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法兰西皇帝的第一步 (第1/2页)
在夕阳的金黄余晖中,一辆装饰华丽的敞篷四轮马车悠然地穿梭在巴黎这座古老陈旧但又焕发新生的城市当中。
对于车上的两位乘客来说,他们会怎么形容巴黎这座城市呢?
这里首先当然是一座大城市,在当今的世界,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总共有19座,而其中分布在欧洲的只有5座,它们分别是伦敦、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圣彼得堡以及巴黎。
卢森堡宫、杜伊勒里宫、法兰西学会、巴黎天文台以及大名鼎鼎的荣军院都坐落于这里,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整个法兰西甚至于全欧洲的制图中心。
此时此刻,两位乘客的手中就拿着一份巴黎地图。
在巴黎的无数地图当中,它既不是最新的,也谈不上最详尽,不是历史最悠久,但却最具历史纪念意义。
它绘制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间,法兰西的共和元年。
这一年,路易十六召开了三级会议。
这一年,国民会议发表了网球场宣言,所有第三等级的议会代表在王家网球场的大雨中宣誓:“不制定出一部宪法,会议决不解散。”
这一年,路易十六在御前会议上命令解散国民议会,奥诺莱·米拉波伯爵对国王派出的司仪官怒吼:“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是受命于民才来到这里的,除非刀剑相加,我们绝不离席!”
这一年,对长期缺乏粮食和面包感到愤怒的妇女们在圣安托万近郊的市场敲响了教堂的钟声,她们要求驱逐‘以佛兰德斯军团和皇家瑞士近卫队为首的外国雇佣军,并恢复充足的食品供应’,以六千名妇女为先导的队伍在斯坦尼斯劳斯·马亚尔的带领下向凡尔赛宫进军。
这一年,巴黎卫戍司令拉法耶特侯爵对路易十六说:“陛下,我很不幸的通知您,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拒绝镇压大游行,我的军队存在很高的哗变可能性。”
他抱着我来到香榭丽舍宫的那個窗户边,让我看卡鲁赛尔广场上的部队检阅。当时苏尔特元帅也在旁边,他对苏尔特元帅说:‘抱抱这个孩子吧,元帅!有朝一日,他或许能成为我们家族的希望呢。’
因为同样在1789年,他们的叔父和父亲——拉斐尔炮兵团的炮兵少尉拿破仑·波拿巴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这位来自科西嘉岛的少尉趁着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加入了以雅各宾派为首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团体,试图通过发动革命的方式帮助科西嘉人摆脱法兰西的统治。
虽然听起来很滑稽,但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小伙子确实是一个日后令他自己感到深恶痛绝的分离主义分子。
后来,叔叔的百日王朝失败了,他在滑铁卢败给了威灵顿率领的反法联军。在被流放去圣赫勒拿岛前,我又见了他一面。他抱着我,让我居高临下的去看整个巴黎,和我说,要是上天再给他二十年的统治和一点闲暇,人们就会徒劳地寻找古老的巴黎,除了遗迹,什么也不会留下。
这一年,法兰西通过了《八月法令》与《人权宣言》,昭告全国教会财产国有化,并废除封建制。
但是对于马车上的这两位法兰西绅士来说,这一年的特殊却并不仅仅在于大革命。
他想要建立一个能比肩希腊或罗马的伟大国家。为此,他已经建造了许多高耸的新古典拱门,如凯旋门。他修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比如塞纳河的新码头和运河,还有屠宰场、市场和仓库。但是,他已经再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他突然指着前方建筑群背后若隐若现的香榭丽舍宫开口道:“我还记得,叔叔刚刚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去见他。他虽然责怪妈妈先前在他倒台的时候改换门庭,投诚了复辟的波旁王朝,但是见到我和哥哥,叔叔还是很高兴。
说到这里,路易转头望向了身边的这位堂兄弟,看到他与拿破仑有八分相似的脸部的轮廓、额头和嘴巴,路易心中不禁升起了些嫉妒的情绪。
这不仅仅适用于一位最平平无奇的巴黎平民,也可以套用于万众瞩目的法兰西皇帝。
这一年,口吃的小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在得知改革推进者、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被国王解职后,激动地跳上咖啡馆的桌子号召巴黎人民发动起义:“这次免职是对爱国者进行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警钟!公民们,国王雇佣的德国兵正向巴黎开来,他们要带来流血和屠杀,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戴上三色帽徽以便相互辨认,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了!”
或许是身边这位酷似他叔叔的年轻人让他想起了什么,路易不免有些触景生情。
这一年,“拿起武器!到巴士底去!”
正如伏尔泰所言:人的天性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有时候是英雄,有时候是懦夫,有时候是智者,有时候则是愚人。
这一年,路易十六询问身边的利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马车摇摇晃晃的,路易·波拿巴抬头看向塞纳河两岸,林荫道上的梧桐树排列整齐,风儿吹过晃动了斑驳的树影。
对于所有法兰西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利昂古尔公爵回答:“不,陛下,这是革命。”
这一年,在拉法耶特侯爵率领的国民自卫军的保护下,路易十六离开凡尔赛宫,仓皇迁居杜伊勒里宫。
不过也就仅仅是小小的嫉妒而已,因为他知道,对方虽然是拿破仑的亲生儿子,但毕竟只是私生子,而拿破仑当初对他的许诺,也只是将会把他扶立为波兰之王,而不是法兰西的皇帝。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才是真正的波拿巴,而亚历山大·科洛纳·瓦莱夫斯基虽然从亲缘角度和拿破仑更近,但终究不能被视为波拿巴家族核心圈层中的一员。
瓦莱夫斯基看起来也有些触景生情,拿破仑被流放的时候,他才不过五岁而已,而在拿破仑倒台的第二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瓦莱夫斯基被继父的照料着,在比利时一直成长到14岁。那些从波兰逃亡的复国主义分子奉他为领袖,并希望在合适的时机,由瓦莱夫斯基这位拿破仑钦点的波兰之王接过波兰复国的大旗。
沙皇俄国因为担心瓦莱夫斯基在波兰人当中的影响力,在他14岁这年派人征召波兰公民瓦莱夫斯基去俄国军队中服兵役。
瓦莱夫斯基不肯接受沙俄的征召,于是便在继父的帮助下,辗转伦敦逃往巴黎。
两年前波兰爆发起义时,瓦莱夫斯基便奉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密令,启程前往华沙,加入了新组建的波兰起义政府。
瓦莱夫斯基刚一回到华沙,便受到了波兰人的热烈欢迎,起义政府立即任命他为外交特使,秘密出访伦敦求援。
只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不能明说的原因,瓦莱夫斯基的这次伦敦之旅并不顺利,他没能从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手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甚至连一句口头上的鼓励都未能收获。
更糟糕的是,一位本应与这件事毫不相干的苏格兰场警官也因为这次求助之旅在利物浦遭遇了街头刺杀事件,从此以后多了一只丹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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